俞立中简介：
上海市西中学六八届高中毕业生
1969年上山下乡，赴黑龙江省长水河农场务农
19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
1982年本科毕业，获理学士学位
1985年赴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深造
1989年获得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
1990年回国，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1994年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6年起，在高等教育管理岗位上工作24年
2003年2月至2006年1月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
2006年1月至2012年6月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2012年4月至2020年5月任上海纽约大学首任校长
2020年6月1日退休，任上海纽约大学名誉校长
但凡有成就的人，究其成长轨迹，必能看到独特的地方…… 初见俞立中，便被他亲切中带些童真的笑容感染，他身着一身黑色休闲装，点了一杯咖啡后，身姿矫健地小跑着上二楼与我们相见。要不是看到他有些花白的头发，很难相信他已然年过花甲。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拥有的“最亲民校长”的称号可谓实至名归。言谈里，俞立中展示出的个性与他的形象很相得益彰。弄堂的烟火味和父母自由宽松的教育使他保持着强烈的青春气息；上海的海纳百川和利物浦的英伦风情使他富有中西多元的智慧；黑龙江的农场给予他坚韧与踏实。 他出生在上海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祖父母给予他陪伴和日常的温暖，父母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孩子的生活，客观上使他拥有较多自由发展的空间。他和小伙伴在弄堂架起排球场运动和社交，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也有培养学习兴趣的空间。在人生重大问题的选择上，尽管忙碌，富有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父母从不缺席，总是结合他的实际情况给予他中肯的建议。青年时代，他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上山下乡，在黑龙江的土地上度过了最好的年华，最坏的时光，那些岁月在他身上烙印下深深的饥饿感，也使他坚毅和坚强。恢复高考后，他便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在大学期间，他通过勤奋刻苦的学习，打好了高等数学和数理统计的基础，强化了自己的外语能力，厚积薄发，为他未来在学术和教育上大放异彩奠定扎实的基础。 短暂留校任教后，俞立中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在那里，他邂逅了自己的恩师，并奠定了之后研究的方向，日后为国家开拓了新的学术疆土。 旁观利物浦大学的管理模式也使他深受启发。学成回国的他在耕耘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也开始涉足高校行政管理，先后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等职务。 历经时代的潮起潮落，人世的浮浮沉沉，我问俞校长，什么是不会变的，他说“坚持”，即使命运不公，即使前路迷茫，始终坚持理想，坚守信念，相信总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一天。 在教育问题上，他也有一样的“坚持”，面对疫情之后地缘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面对不同时期对人才发展的不同需要，他坚持回归教育的本质，认清教育的意义，思考教育对人生幸福的价值，探索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由此，他强调保护孩子的好奇心的重要性，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这些看似朴素的教育理念在时代变革之下具有普适性，而这些具有普适性的教育理念，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日积月累，助他培养出了一个个兼具个性和社会性的人才。在嘈杂纷繁的社会氛围中，俞立中的观点可谓是一股清流。 正如俞立中不断强调的，教育的问题不仅是教育界内部的问题，也是社会的问题，他提倡解放思想，消解单一的社会评价体系，使得教育更多样化，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完善。作为校长，他认为对待高校教师也不应唯“论文”论，而应当就其研究影响力进行综合考量。 专访中，俞立中校长为我们呈现了一位智者的人生智慧以及他对外在世界的洞察。前半生他辗转世界各地，而后回到申城深耕教育，如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他面对个人命运的淡定与从容，他对教育的坚守显得愈发可贵。
Q：您出生在上海，中学毕业于上海市西中学，您对当时上海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A：我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四世同堂大家庭，曾祖父很早就去世了，曾祖母、祖父母、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住在上海石库门弄堂里，有一段时间，小姑妈也住在一起，家里有好几个房间，和当时的许多家庭相比并不算太逼仄。 童年的上海与电影里很像，七十二家房客的日常故事都浓缩在小小的石库门里，东边的锅碗瓢盆，西边的油盐酱醋，声声入耳。石库门里的人们，早上起床生炉子，倒马桶，为生活奔走着。
记得弄堂外时常有电车经过，当当当地响，我常走出来看。记得家对门有一家南货店，那时候商家会用纸张把糕点包起来，上面放一张红纸，再用绳子扎起来，非常传统。 这些旧时代的上海到“文革”之后就慢慢淡了，后来我去黑龙江长水河农场劳动，恢复高考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学习，而后到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1990年从英国回沪后，家附近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黄浦江的另一边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发展，那时学校给我分了两间房间，我个人的居住环境有了改善，家人们的生活条件也渐渐好了起来。
A：我父母毕业于当年的大同大学，都从事与建筑设计相关的工作，在那个年代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因为工作忙碌，他们与孩子的相处时间不多，我与兄弟姐妹在家大多和祖父母一起。祖父母主要在生活上给予我们温暖和照顾。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我们有很大的自由度，使得个人兴趣爱好得到充分发展。我小时候非常热衷打排球，中学时期被选入学校排球队，但学校的场地有限，大家还不尽兴，我们就在附近的弄堂里拉起网、划上线，在简易的排球场上比赛，在增强体质的同时，同学之间也因此增进了感情。 但是，在人生的关键节点上，父母从来不会缺席。填高中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当时非常热门的中专技校，并期待自己未来能够当技术工人。我的父母听说之后很不理解，认为我可以考高中继续学业就尽量选择高中升学。尽管当时读大学的人凤毛麟角，但是他们希望我上高中、上大学。当我一再坚持读中专技校时，父母甚至请来了德高望重的老朋友给我做思想工作。 父母也鼓励孩子开拓眼界，创造条件走出国门，去更大的世界看一看。我在大学毕业后，决定赴英国留学，他们都很高兴，并给了支持和帮助。我的弟弟妹妹后来也都去日本留学，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学习，半工半读。我们学成归来后，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实现自身价值，各自为社会做贡献。 Q：1969年赴黑龙江上山下乡，您如何看待这段生活经历？ A：我们的青春岁月挥洒在黑龙江农场里，留下了很多记忆，好的坏的，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后来每每遇到困难，我便想起在黑龙江的日子，鼓励自己，再难也走过来了。
▲1973年4月23日，黑龙江黑河地区第二次团代会合影，前排右一为俞立中
记得刚下乡的时候，在“极左”思潮驱动下，农场把粮食都上交国库了，口粮都没有留足。有时每人一餐只吃一个土豆，水煮后蘸着盐巴吃，吃完后肚子胀气得很难受。后来又从粮库往回拉返销粮，但返销粮往往是仓底发了芽的小麦，蒸出来的馒头就像团子一样的坨坨，发不起来，还有股霉味。
那些饥饿感很强的年岁使我对食物始终保持渴望，今天吃任何饭菜都是津津有味，吸收能力也特别强，体重渐长。我一直在学生食堂用餐，说真话，没有感觉不好吃，无论怎样的餐食，我都会履行“光盘行动”。我和一位生理专家谈起过此事，他开玩笑说，这是人体的饥饿记忆所形成的保护机制，很难改变。
40年后，我们回去看了曾在那里劳作过的农场，人事皆非。当年的老人不多了，且年事已高，但依然憨厚淳朴，农场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我们曾经想象过的美国农民工作与生活场景已经出现了，农业设施都十分现代化，也盖起了成片的楼房，只是由于城镇化的进程没有了曾经的人气。农场职工有了空闲时间和富余收入出去旅游，有些人还常常去海南度假晒太阳。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当年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2009年俞立中回黑龙江农场时留影
Q：1978年您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学士毕业之后，您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深造并获得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您为什么选择赴利物浦大学深造？ A：我觉得这是一个结合个人机会和学科发展需要的选择。 1981年，世界银行贷款给中国政府，支持中国教师发展。当时各个大学都选派了一批教师到国外学习进修，选派条件之一是考核英语能力。由于不少教师只学过俄语或英语能力有限，所以学校同时也选拔了一些毕业班的学生去参加英语考试。我很幸运地通过了英语考试，获得了一个出国学习的名额。 地理系李春芬主任向我强烈推荐了利物浦大学，他告诉我“二战”时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曾帮助和支持了很多中国学生到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后来他们中不少人成为了优秀的地理学家，其中几位回国后还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老师和前辈的指导下，我去了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学习，并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选择了环境生态学方向。
▲俞立中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时留影
Q：国外高等学府的研究和教育理念对您回国后的研究工作以及担任高校校长，是否有所启发？ A：在利物浦大学，我的第一任导师是从事农业生态学研究的，待我很好，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初到英国时，因为学校放假无法入住学生公寓，他来车站接我，并邀请我在他家里住了一星期，还为我准备了不少生活用品。我在他师门下学习也受益匪浅，非常感激他在生活和学术上给予我的帮助。但我遇到了一个困境，当时世界银行贷款只有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如果一年以后申请不到奖学金，我便只能中断学业回国。 当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费很有限，相比今天的留学生，生活条件要艰苦多了，大家都会“把钱花在刀刃上”。我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之外，也渴望了解英国的社会、文化和环境。 “茶歇”是英国历史悠久的生活方式，在英国的高校中，“茶歇”是教授和研究生相互交流的重要场合，但需要付茶水钱。我从有限的生活开支中挤出了茶水钱，经常参加“茶歇”。通过这个机会，我结交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长者和伙伴，他们拓展了我的文化视域，让我有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交流。回想起来，那一杯杯茶水是一种“成长型投资”。 在一次“茶歇”时，我偶遇后来的恩师——环境磁学的创始人Frank Oldfield教授，他向我介绍了他的研究方向，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他便让门下的博士生送给我厚厚一沓发表的论文复印件，对我而言这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国内还没有相关的研究，我在很短的时间里认真阅读了这些文章。 后来一次“茶歇”，我同这位教授再次邂逅时，他很坦诚地问我是否看了这些论文，有什么问题。我很赞赏这些新的研究手段，但也大胆地提出了为什么有测试数据而没有定量模型的疑问。得益于在中国所学的扎实的高等数学和数理统计基础，我谈了环境磁学定量研究的一些思路，得到了Oldfield教授高度关注。他当场就说，这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博士项目，问我是否有兴趣来做这个研究课题。但由于原来方向的相关研究进行到一半，且出于“忠于导师”的观念，起初并没有选择到他门下学习。他告诉我，要我认真考虑自己的路，问自己需要什么。 眼看一年快过去了，权衡之后，我最终决定转向环境磁学的方向。选择了新的研究领域，不仅解决了我的经济困境，也能给我带来很多新的知识、研究经验和学术人脉，最重要的是，我意识到环境磁学研究可以在国内开辟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带动地理学科研究手段的发展。回国后，我创立了国内第一个环境磁学实验室。
Oldfield教授时任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系主任，得益于他的邀请，我也有机会列席了几次地理系教授委员会的会议，领略英国高校的学术决策过程。有一次是讨论应对利物浦大学地理系的学科排名下降的问题，系主任认为应当重视科研，希望教授们用1/3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这个问题在会上引起了非常激烈的讨论，有些教授对此坚决反对，最后未有结果。会后，我问Oldfield教授，这事就这么算了吗？他说，大家有不同意见很正常，他会与那些有异议的教授进行个别协商，说服他们支持提案。最终，这项措施得以通过。比起用行政命令去推进工作，我认为这样通过协商形成共识的学术民主方式更有利于增强学者的积极性。这种思路对我日后从事高校管理工作也非常有帮助。
▲俞立中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求学时留影
A：现在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更多是承担社会责任，有很多采访和会议活动要参加。同时，为人祖父，我也要陪孙子玩玩，关心他的成长。 小孙子今年4岁多了，喜欢各种车辆和机械，我很关注他的兴趣爱好发展，有一段时间，他对农机很感兴趣，就让他在家里设置了一个“微型农场”。他暂时不想学算数，我绝不强迫，考虑等他燃起兴趣再全力支持他。 Q：作为资深的高等教育工作者，您对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育有什么建议？ A：我认为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要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作为高等教育工作者，我认为这是创新和创造的原始动力。应试教育让很多孩子为追求标准答案而反复刷题，他们在记住标准答案的过程中失去了天生的好奇心，这是我们应当反思的。我们提倡和强调唤起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是帮助孩子们去追寻那些失去的好奇心，使得他们能不断对自己和客观世界发问，不断去追求真理和了解这个世界。 其次是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人类文明发展到当下，我们穷尽一生也不能掌握足够的知识，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一些既有的知识会过时，但是我始终相信，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是终身受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