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刊》吴凡专访:“有趣的灵魂”才能出类拔萃

吴家萱 2021-04-01 18:55

       说到“吴凡”这个名字,想来大家都不陌生。新冠疫情暴发后,吴凡成功“出圈”,她以“公共卫生专家”的身份,逐渐被公众熟知。

       她是上海防疫系列新闻发布会的“常客”,是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标题上的疫情防控“一把手”, 也是研判疫情趋势上的“最强大脑”……被称为“疾控女侠”的吴凡,在疫情防控上的发声,及时、精准、专业,从SARS、禽流感H7N9、疫苗风波,到上海“公共卫生建设20 条”的出台和落地,再到持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她的身影随处可见。

       吴凡留着利落的超短发,反应迅捷,语速飞快。采访当天,虽然她已经多日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连轴转,但是看起来依旧神采奕奕。她待人十分亲切, 谈话中不时开怀大笑。吴凡有很多的身份:全国政协委员、历任慢病中心首任主任、国家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兼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院长)、市卫健委副主任,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院院长,兼任上海市预防医学会会长,亦是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合作中心主任。这一连串的履历,假如将她的名字谐音为“无凡”,和她的名字一样,一点都不平凡,甚至让人心生敬畏。但如果你看见过她对过往经历、未来设想侃侃而谈,听见过她爽朗的笑声,就会发现,这位“最美科技工作者”平易近人、明快爽利,她的魅力不仅仅在其个人专长领域上的出类拔萃,更在于她有着有趣的灵魂、丰富的人生阅历,在于她的真性情、真感情、真表达。

       吴凡生于北京,长在浙江。父亲是位爱好山水、喜欢写字作画的工程师,母亲则豁达、开放,养育吴凡时,在把握好方向的基础上就会“放手”,让她自由成长,体验风土民情,了解社会百态。即使两人的观点不一,也从未阻拦吴凡去行动、去实践, 这也帮助吴凡从小就培养成了“勇于尝试、不言放弃” 的性格。

       高考时,从小就确定不想做医生的吴凡,在母亲的强烈建议下考入了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卫生系。大学期间,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不仅学习好,还担任校学生会主席,在一次次大大小小活动中,锻炼了自己综合分析能力、处理问题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在价值观、人生观逐步成型的六年间,吴凡每年暑假都背上行囊,远走他乡。“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句被现在年轻人时常挂在嘴边的梦想,却是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学生吴凡的“常态”。勇敢、果断、行动力强、不怕挫折……这些优秀品质,为吴凡在公共卫生事业生涯中大放异彩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19 年6 月,吴凡履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进入教育系统不足两年,但是她对医学教育的思考、对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设想和期待已由来已久。聊到人才培养和教育问题的时候,吴凡很坦诚。从事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业务、科研和管理近30 年的经历,赋予她理性地看到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不足,让她在思考时追根溯源,寻找改革方向。亲历过“非典”、禽流感、疫苗风波,她知道什么样“公卫人”才是疾控现场最需要的人。她认为,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更应放置于整个大的社会管理架构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考虑,而非仅仅着眼于满足医疗卫生体系内部需求。医教研用要高度协同、四位一体,真正做到“医教有机结合”,要在社会方方面面、不同领域岗位上, 培养具备大公共卫生理念的创新型复合人才, 一起真正实现“健康入万策”。

       在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办公室内,专访吴凡从她的成长道路开始,但不仅限于此。

· 谈童年:“童年的经历影响了我性格的养成,让我学会了勇于尝试、不言放弃。”

       问:听说您是在桐庐长大的,您对小时候的生活还有什么印象吗? 

       答:我出生在北京,由于动荡年代父母工作的原因, 幼年时候跟随家人来到杭州。父亲喜欢国画,看到富春江后,往上游风景秀美的地方搬,一直来到现在素有“全国最美县城”的桐庐县。父亲被这里的山清水秀、层林叠峦所吸引,一家人就在选择在这里工作生活。

       从二岁到十三岁,整整12 年我都是在浙江度过的。在浙江长大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儿,人口不多的县城,俨然可以谱写着中国的众生百态。

       母亲是一个开放的人,小时候她给予了我很大的自由度。童年的经历也极大地影响了我日后性格的养成,让我学会了勇于尝试、不言放弃。不过我的父亲喜静,希望我不要这么“野”,多在家里练练字。

· 谈成长经历: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问:为什么选择卫生系卫生专业,而不是更加热门的医学?是什么事情影响了您的选择?

       答:选择卫生系卫生专业其实是阴差阳错的结果。我的数学和物理好,原本是保送同济大学土木系的。所以即使到今天,我也依然觉得自己有一个理科的脑袋。

       小时候,我很明确长大以后不想从事医生和教师这两种职业,因为做医生和教师需要有很好的耐心,而我的性格比较急。没想到现在我既是医生也是教师。

       我高考那年是第一届先考再填报志愿的。在母亲的劝说下我放弃保送名额,参加了高考。考完评估考分后第一志愿选择了上海医科大学。当时学校有三个系:医学系、卫生系和药学系。我不想学临床医学, 对药理药学也没什么兴趣,又不清楚卫生系以后是干什么的,医学院大四在读的表姐告诉我,卫生系以后从事环境卫生、职业卫生这类大环境和健康的工作。我觉得蛮有意思,也符合我的兴趣,所以第一志愿就填报了上海医科大学卫生系。那时候的同学大多是服从调剂进的卫生系,似乎只有我是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卫生系。从第二志愿开始,我的志愿和“医”都没有什么关系,反而都是和经济、金融相关的。现在想想, 我是属于进错“大门”,进对“小门”的那一类人。

       问:对你而言,学生时代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

       答: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应该就是从进大学开始,每年暑期我都在外面到处“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游学, 对我而言其实就是“旅游+ 国情考察”。我一直主张“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我的母亲坚持“坐地日行八万里”,只要多读书就能尽知天下事。但即使我们俩人的观点背道而驰,母亲也从未阻拦我去行动、去实践。我16岁考入大学,六年的大学生活恰恰也是我的价值观、人生观逐步成型的阶段,这些旅程对我的成长而言,是影响极大的。

       问:那时候也没有自由行的攻略可以参考,您都去了哪里旅行?

       答:和现在的旅游景点打卡不同,我去的全是偏远地区。1988 年,我和朋友从西安北线进九寨沟。本来计划得挺好,没想到半路遇到塌方,原先计划去成都、重庆走三峡的路线全部作废。我们俩是搭汽车进的九寨沟,又从九寨沟黄龙一路向北,翻越岷山,来到了红军长征走过的那片诺尔盖草地。当时跨省长途汽车很少,我们搭了拉羊毛的车出了草地,在川北甘南交界处热当坝的一个小汽车旅店过了一夜。

       现在想想, 有些事情是相辅相成的,自助游的一路上走得虽然很惊险,有很多困难,但也让我体会到了淳朴的风土人情、异域生活,看到了最美的风景和最真实的中国。途径甘南,我们顺道去了夏河,走进拉卜楞寺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了藏传佛教的深邃。这一路上,有很多风景, 有很多故事,也有很多感悟。

       1990 年,我参加完赴云南的夏令营,想到第二年我即将毕业却还没有去过新疆,夏令营结束后我便从昆明出发,一个人背着包踏上了喀什之旅。这一路上也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事,遇到了各种有趣的人,见到了别样的风景,收获了很多人生感悟。

       中途我在柳园签票,拐弯去了一次敦煌。那时的莫高窟大部分的窟都是开放的,进入其中我惊叹于壁画的精美、壁画人物的丰富传神,仿佛能和壁画中的人物能对上话,有一种美妙的穿越感。在赤脚爬上鸣沙山的时候,风很大, 流沙摩擦着脚踝而过,我脑海中一下子就冒出一个感想:人和这流沙一样,每个人在历史的长河上、在宇宙中就是一粒渺小的沙粒,左右不了大势,要顺势而为。

       那个时候火车进疆到甘肃天水以后都是单线,前方塌方,车子在天水停了一宿。为了能按计划日程进行,我当机立断,跳下原先成都去乌鲁木齐的火车,从车窗里爬上了优先等级更高的上海到乌鲁木齐直快火车。这就是一个人旅行的好处,不用商量,说走就走。这一路上,途中碰到了很多好人,跟着当地人“混吃混喝”。放在如今,这段经历也难以想象,要是那个年代有自媒体,我早就成著名驴友了。

       问:您之前说这些旅行让您产生了很多感悟,可以具体说说吗

       答:回到上海以后确实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坐在上海的家里,我再翻开地图,看着上海- 昆明- 喀什构成的大三角,昆明很遥远,陌生的喀什更遥远。我想如果我从未出发,那永远不会到达。当时1988 年爬卡车、1990 年爬火车,这么高的车我是怎么爬上去的,我想人的潜能其实是巨大的,不尝试就不知道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里。

       这些旅行几乎每一次都没有按原计划进行,我想人生何尝不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无须抱怨,只有果断抉择,坚定地走下去,才会有最后的精彩。当年走过的这些偏远地区都是“老少边穷”,这些出游当时看起来好似漫无目的,今天看来更像是国情考察,让年轻的我了解国情、启发思考。

       2018 年,我去毕节挂职扶贫,从“一线城市”到“扶贫一线”,在和当地人的沟通交流中,我能够很快融入,从而认识毕节的历史、现状,了解当地人思考和看待问题的方式,做到下得了基层,听得懂民声。之所以进入角色这么快,

       我想和年轻时的这些经历是分不开的。

· 谈教育观“家长要学会‘放手不撒手’。”

       问:您对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有什么建议吗?

       答:对于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是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让教师参与到现场,即使是做理论研究的教师也要思考理论怎么从实践中来,再将其变成指导实践的理论,继而发展、升华理论。有些教师只会课堂到课堂,书本到书本,是因为自身缺少了一些经历。老师自身有大量的实践或丰富的经历,在讲课中就会有很生动的案例,一方面传授了知识,同时也会训练学生的思维。

       这次新冠疫情防控中,我们医学院很多老师在防控一线给学生上课,我想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感受到了老师们的仁心大爱和家国情怀,这才是内涵丰富的“课程思政”。

       对于家长来说,最重要是学会“放手不撒手”。现在很多父母事无巨细地为孩子安排好一切,但是有时候还是要“撒手”,在把好方向的基础上学会放手,不要过多限制孩子或者替孩子做很多事。父母一撒手,小孩啥都会。孩子的天赋和潜能,需要在父母的“撒手不管”中得到激发。家庭给到孩子的不仅是知识,而是看待问题的方式和对待事物的态度,包括人生态度。

· 谈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临床和公共卫生紧密相连,如何培养具有公共卫生视野、医防融合的基础学科复合型人才、大公卫人才是一个挑战。”

       问:担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的一年半中,您对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有什么设想和期待?

       答:对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设想和期待不是进了教育系统才产生的。在公共卫生领域工作将近三十年,我最深的感受是培养优秀的公共卫生人才很难,培养真正有公共卫生视野、医防融合的复合型人才更难。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最大的区别是,临床医学看的是个体,治的是病;而公共卫生是看群体,治的是社会。一个人的病叫“疾”,一群人的病叫“疫”。临床医学是见人治病,公共卫生是见疫溯源,要找出成“疫”的根源,进而消除根源。消除公共卫生的成“疫”根源的过程中很多因素,用的都不是纯粹的医学手段。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禁烟这件事。吸烟导致肺癌,吸烟损害血管内皮等等都是有定论的,可以说吸烟有百弊而无一利。但是要把成“疫”的根源吸烟控制住,这就涉及到立法、社会以及经济上的问题。中国有超过一亿的人从事烟草的种植、生产、销售等工作,如果简单地把烟草禁了,这一亿多人去做什么?尤其是以此为生的贫困地区的烟草种植户如何转型?这些问题环环相扣,若不解决,吸烟导致的一系列健康问题也就无法解决。

       我们现在提倡“全健康”理念,简单来说就是动物、环境等整个生态要健康、人要健康、社会也要健康。这就是一个“大健康”的概念,要求医工、医理、医文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培养适应全领域、具备多种岗位胜任力的公共卫生精英。

       另外,公共卫生的现场教学很重要。现在的“纯学院式”教学根本应对不了复杂的现场。公共卫生学生毕业后需要重新开始培养,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不能解决当今公共卫生的现场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岗位胜任能力不足。现在我从疾控中心“用人单位”转到教育系统“育人单位”,我清楚地知道公共卫生现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教学体系需要做出哪方面改革,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模式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强调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临床和公共卫生紧密相连,很多问题的发现在临床,解决的路径在公共卫生。临床医学生也需要具备宏观的公共卫生理念。临床医生是公卫的“哨点”,他们不仅见病、见人,更要见群体,发现“苗头”就能及时预警,真正做到“发现在萌芽状态,处置在成疫之前”。

       同时,公共卫生医师也要有临床的基础,要了解其他专业领域的内容。这是对将来如何培养医学人才一种很重要的思考,也是对培养基础学科复合型人才、大公卫人才提出的挑战。

· 谈现阶段工作“要从一次次经验中学到更多的经验,而不是从一次次教训中领悟更多的痛楚。”

       问:针对当前的抗疫形势,您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是?

       答:我现阶段主要承担三方面工作。一是学校工作,涉及教学、科研、学科发展和国际合作等。二是成立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研究安全研究院,为应对未来的突发状况进行战略科技储备和人员储备,打造“上海平台、全国网络、世界联盟”。第三个就是参与疫情防控。上海的防控之所以能做到这么极致,主要有这几个方面原因:领导有担当、专家敢真言、部门高协同、民众讲科学。用五个字来概括就是 “早”,发现要早;“快”,处置快速;“准”,科学精准;“全”,排摸全面;“暖”,措施操作暖。

       问:在全国上下共同抗击疫情的第二个年头,作为抗疫先进人物,您有什么想对广大读者朋友说的吗?

       答:现在的整体防控工作依旧井然有序、精准有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对于疫情防控,上海是有经验的,2013 年发现全球首例人感染禽流感H7N9 确诊病例时,上海疾控部门进行流调高质量、全方位排查,很快找到了源头,世界卫生组织以“灵敏、专业、高效”三个词语高度评价上海这次疫情处置,被誉为是新发传染病防控的全球典范。但是往往是教训给人印象深刻,而经验很难被记住。因为快速成功处置,就意味着后续更大的灾难被预防了,而没有发生的灾难让绝大部分人感觉“天下本无事”。

       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去总结2013 年对于新发传染病(人感染禽流感H7N9)为什么能控制得这么好,更鲜有人知这场“速战速决”背后的致胜力量,那就是高水平的公共卫生医师队伍和健全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只要出现确诊病例,他们就要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去最危险的地方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不舍昼夜地排查和追踪密接者,及时高效制定科学精准的防控措施。

       对于一个理性的管理者而言,要从一次次经验中学到更多的经验,而不是从一次次教训中领悟更多的痛楚。居安要思危,有备才能无“患”。